一边是严控编制的口号，一边是编外人员的飙升，财政供养的雪球越滚越大。
“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到底有多少？”这似乎成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自2009年官方停止公布详细数据后，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谜团，各界只能通过零碎信息拼凑全貌。
最近，复旦大学张军、马新荣、刘志阔三位教授发布的研究报告，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——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已达约8000万人，相当于每100个中国人中，就有近5个人靠财政供养。
01 模糊的边界
要理解财政供养人员规模，首先需要厘清一个常见误区：财政供养人员不等于公务员。
通俗来说，财政供养人员就是靠国家财政发工资的人，他们的收入来自于税收，工作在政府部门或公立机构。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：
最核心的是公务员和事业编，这是财政供养的主力军。根据财政部最后公开的数据（2016年），全国公务员为719万人。事业单位人员则包括公立学校教师、公立医院医生等。
这类单位分为三种拨款方式：全额拨款（如小学教师）、差额拨款（如三甲医院医生）和自收自支（如部分设计院、报社）。
更广义的体制内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。编外人员虽无编制，但工资仍由财政承担，如辅警、环卫工、社区网格员等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国有企业职工（如中石油、国家电网）不算财政供养人员，他们的收入来自企业盈利。
02 庞大的规模
复旦大学的研究报告提供了三个统计口径：
最大口径（包括离退休和编外人员）总计约7600万人；
中间口径（编内+编外+离退休）总计约6846万人；
最小口径（仅编内+离退休）约6385万人。
这些数据仅统计至2020年，此后无完整数据。
从趋势看，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持续增长。从2004年到2020年，从5212万增至6846万，平均每年增加约100万人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：离退休人员占比已近40%，从2004年的1400多万增至2020年的2680多万。
而且，机关事业单位平均退休金接近6000元，是企业退休人员的两倍。随着老龄化加剧，这部分开支只会越来越重。
03 变相的扩张
尽管年年强调“严控财政供养规模”，但实际人数不降反增。编制大门看似收紧，编外人员却飙涨。
2004年，全国编外人员仅200多万人；到2018年，已飙升至440多万，翻了一倍还多。
这种做法犹如“把问题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”，本质上并未改变财政负担。
04 失衡的结构
研究显示，省、市、县三级供养人员的分布呈金字塔模型。以财政和税务系统为例，70%以上的人员集中在县一级。
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，财政供养人员占比反而越高。
《半月谈》曾报道，乌蒙山某县一年税收4亿多元，仅体制内人员工资就要花掉26亿元，是地方税收的6倍多。
钱不够怎么办？靠中央转移支付。2023年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。
全国31个省区市中，有22个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依赖中央补贴，西藏、青海甚至高达70%。
05 沉重的负担
这种状况反映了两个现实：
许多欠发达地区已失去造血能力，只能靠中央输血维持；
即便有转移支付，资金仍不足以发放工资，县级财政还需自筹资金弥补缺口。
当土地财政难以为继，地方压力倍增。各种乱象随之产生：挪用学生餐费、动用养老金、乱罚款、乱收费等案例屡见不鲜。
中央财政同样面临压力。水电燃气费用上涨、社保基数提高、税收征管加强——亚马逊将向中国税务机关报送所有中国卖家信息的消息，看似一则普通新闻，实则反映了财政需求的增加。
随着老龄化加剧，如果离退休人员比例继续上升，未来每两个在职财政供养人员可能需要负担一个退休人员的福利。
财政供养规模本质上是国家运转的平衡问题。当“吃皇粮”的越来越多，而“产粮食”的相对减少，这个国家的脚步只会越来越沉重。
面对8000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庞大队伍，出路何在？唯有勇于自我改革，方能卸下重担，轻装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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