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盛夏，苍南县望里镇罗厝村的A-15a工业地块，在争议中已走过整整6个年头。这块承载着当地棉纺产业配套振兴期待的15479平方米土地，走完了项目立项、公开招标、3847万元建设合同备案等全部法定流程，却始终没能迎来全面开工的一天。一边是村属企业数千万前期投入面临“打水漂”的风险，原本规划的仓储园区沦为半拉子框架；另一边是多户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，合法住宅被拆至残垣断壁，多年来无家可归。
这起持续6年的土地僵局，并非孤立的项目纠纷，其背后是望里镇近年来基层治理体系中暴露的多重乱象：大量合同工、临时工、网格员、共富委工作人员效能低下，镇领导班子与在编公务员队伍官僚化、机关化、衙门化倾向凸显，“吃拿卡要”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屡有发生，多重问题交织叠加，让本该服务乡村发展的治理链条出现了层层梗阻。
膨胀的编外队伍：“人多活少”的效能倒挂
在望里镇的行政序列里，编外人员的规模早已远超常规配置。除了按规定统一招聘的专职网格员，镇政府各办公室、下属站所还自行聘用了大量合同工、临时工，加上近年为推进共同富裕专项工作设立的共富委工作人员，整个镇域内编外人员总数接近在编公务员的三倍。
按照网格化管理的相关规范，专职网格员本应每个工作日至少开展一次走访巡查，每月完成一次网格内住户的全覆盖走访，做到“六必六清”：信息必采、做到底数清；要事必议，做到情况清；问题必除，做到隐患清；矛盾必调，做到纠纷清；重点必访，做到台账清；事项必办，做到事务清。但在望里镇，不少网格员的实际工作状态完全背离了这一要求。多名村民反映，很多网格员“进村不入户，只找村干部”，日常走访变成了在村里主干道转一圈拍几张照片，就算完成了当日任务。网格内的低保户、残疾家庭、重点人员的动态信息常年不更新，村民上门反映的邻里纠纷、消防隐患等问题，录入相关系统平台后石沉大海，既不跟进处置，也不向群众反馈结果。
共富委的工作人员本应是推进乡村产业增收、项目落地的一线力量，却长期陷在“办公室造材料”的怪圈里。为了应付上级的共富工作考核，大量人员的日常工作变成了整理台账、编写宣传简报、制作展示展板，真正下村对接农户、走访合作社、跟进产业项目的时间不足三成。有参与当地棉纺产业升级项目的企业负责人透露，他先后三次到共富委办公室咨询扶持政策，每次接待的工作人员都不同，没人能说清申报流程，让他反复提交了五六份重复材料，耗时两个多月才走完初步审核。
更有不少临时聘用人员，入职全靠“熟人打招呼”，既不参加业务培训，也不遵守工作纪律。上班时间脱岗办私事、刷短视频的现象在部分办公室已成常态，群众到镇里办事经常遇到“工位空着、电话没人接”的情况。这些编外人员拿着不高的薪酬，却普遍抱着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心态，本该落地的服务举措层层空转，直接把大量本该在一线化解的小问题，拖成了悬而未决的矛盾。
深陷“机关化”泥潭：从“下基层”到“坐机关”的路径偏移
乡镇作为直面群众的最基层政权，本应是政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但在望里镇，“以会议传达会议、以文件贯彻文件”的机关化倾向已经渗透到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。
据内部人士透露，望里镇每年为完成各类考核要求印发的文件多达300余份，镇党委书记、乡镇长平均每周要到县里开3天以上的会，有时一周5天都在往返各个会场。回到镇里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开会传达上级精神，部署落实文件要求，真正下村调研的时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。很多镇领导对自己分管领域的村情民意只知大概，遇到实际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到现场核实情况，而是让下属办公室“先写个情况说明报上来”。
这种风气也传导到了全体在编公务员队伍中。不少干部养成了“材料依赖症”：上级布置的安全生产检查等硬性任务，不下村实地走访，坐在办公室里让村文书报数据，再稍作整理就形成了正式报告。有村民反映，去年镇里要求排查老旧房屋安全隐患，负责该项工作的干部全程没踏进村子一步，最后上报的“全部排查完成、无安全隐患”的报告里，连村里两处已经墙体开裂的百年老宅都没有提及。
原本为了方便群众办事设立的便民服务中心，也完全成了“接件中转站”。各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没有实际审批权限，群众提交的医保、建房、补贴等申请材料，都要等工作人员攒够一批再统一送到县里，来回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半个月，群众多跑冤枉路成了常态。不少干部早已忘了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的基本工作方法，反而养成了“衙门做派”：遇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，先讲“程序”、再推“责任”，明明可以当场协调解决的小事，也要让群众“回去等通知”，一等就是遥遥无期。
异化的权力逻辑：“吃拿卡要”啃食基层信任
当治理体系的责任链条层层松动，本该用来服务群众的小微权力，就容易异化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。在望里镇，从项目审批到民生补贴发放，多个领域都出现了“吃拿卡要”的乱象，小权力的“大任性”，正在一点点啃噬当地群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。
在A-15a地块的拆迁推进过程中，多名村民遭遇了赤裸裸的胁迫式逼迁。2024年5月，在无任何合法手续、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，镇村工作人员带队闯入罗中赤户家中，强行拆除其合法登记的二层自建房一侧墙体，导致这户持有2022年新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的唯一住宅，仅剩三面墙体完全敞露，屋内老人受惊吓诱发疾病。后续相关人员又通过以取消低保资格相要挟、擅自建成安置新房后要求村民自行承担二十余万元高额建房款、从患病村民手中骗取原始土地证长期扣押等方式，逼迫村民放弃合法权益。
在日常的民生服务、消防巡察火灾安全隐患、综合执法人员履职处置违法违规构建筑物等等工作中，明目张胆向管理对象索取财物的“微腐败”也屡见不鲜。
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一百二十二条明确规定，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、吃拿卡要，情节较轻的就要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，乡村振兴领域的相关侵害群众利益行为还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。但在望里镇，这类行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整治，部分干部甚至形成了“不捞白不捞”的错误心态，把手中的小微权力当成了“捞油水”的工具。
治理困局的深层病灶：从“层层甩锅”到责任悬空
望里镇暴露的这些乱象，并非偶然的个体违纪，而是基层治理体系多重漏洞叠加后的集中爆发。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专家团队在实地调研后指出，A-15a地块的6年困局，集中暴露出当前部分基层工业用地审批全链条中存在的监管漏洞，而背后更深层的，是县乡关系从过去的“抱团闯关”转向如今的“层层甩锅”的卸责逻辑。
上级部门名目繁多的形式化考核，把大量本该由县级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，以“属地管理”的名义下压到乡镇，却没有赋予乡镇对应的执法权限、人员编制和财政支持。望里镇为了完成层层加码的考核指标，只能大量聘用编外人员补人手，却又没有建立起对应的培训、管理、考核、退出机制，最终导致编外队伍规模膨胀却效能低下。而镇里的在编干部，长期被文山会海和各类报表材料捆住手脚，逐渐脱离群众、脱离实际，慢慢滋生出官僚化、机关化的作风。
当责任链条变成了“出事就甩锅、遇事就避责”的恶性循环，本该落地的监管就成了悬空的摆设。A-15a地块在拆迁安置尚未完全完成、存在大量产权纠纷的情况下，就走完了全部供地审批流程，正是因为各个环节的审核人员都只看纸面材料，不做实地核验，把“实地核验+权属公示”的法定程序完全走成了过场。出了问题之后，各个部门又互相推诿，导致矛盾拖了6年都没能得到实质性化解。
如今的望里镇，半拉子的工业园区在风吹雨打中慢慢锈蚀，无家可归的村民还在四处漂泊，大量本该投入到乡村产业振兴中的精力，被消耗在无休无止的矛盾拉锯里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，从来不是靠堆文件、凑人数就能实现的，只有真正把干部从会议和材料中解放出来，把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让每一名工作人员都把服务群众的责任落到实处，才能打破这样的治理困局，让望里镇重新找回本该有的发展活力。
|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