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安渡口
江口南岸的龙港是新生的城市。1982年4月，经温州市政府批准建立苍南县沿江港区（后改名龙江港区）。划龙江公社的金钗河、江口、下埠和沿江公社的方岩下、河底高等5个大队为基础，开启城市化进程，“江口”可谓是龙港的“胚胎”。
最早有“江口”记载的是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《圆珍台州温州公验》。圆珍（814—891）是日本赞岐国（今香川县）人，日本佛教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。据白化文点校《行历抄校注》记载，唐大中七年（853）圆珍一行乘坐的商船从福州登岸北上，“十月中旬入温州界，过江口镇，至横阳县，停住郭下。相看县官丞将仕郎许邴，给两双船，差二人送至州下。”
江口渡，又称“平安渡”，是横阳古道上历史最悠久的渡口。元大德十年（1306），提控滕天骥捐资重修，渡口旁有石门树立，上有题额“平安渡”三字。明代弘治四年（1491），平阳县令王约重筑平安渡，并收归官府经营，置官船和专职船夫四名。清代顺治迁界，平安渡遭废弃。乾隆初期，江南垟人口大增，渡口又恢复繁荣。初期渡口由民间自营，渡船两只，船夫两名。由距离渡口近的村民摆渡，不需出工钱，但春秋两季要供一定数量的粮谷给船夫。而没出谷粮或距渡口远的村民，则收每人摆渡费一文钱。但靠自行经营的平安渡管理无序，尤其是人多时常因抢渡而发生斗殴，许多人落江而亡，而船夫不是官府长期雇佣，故也无法约束。那时江北人南下，江南人北上，都要坐小船经内河到渡口，然后靠人力抬船放入鳌江中过渡，因江阔水深，在风雨大作、波浪滔天时，江中常发生船覆人亡的悲剧。据《蓉林笔记》记载，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十二月，渡江时溺毙五十余人。平阳知县何子祥上任后，将渡口收归官府经营，置大船四艘，分泊南北两岸，雇佣船夫四名，除发固定工钱外，另给拨田四亩，每亩纳银四钱并与舥艚燕窝陡门的租银一起储存质当，其利息用作修船之资。
平安渡口南来北往人流最多，故历代以来石道屡圮屡修，在修理马道的人物中，有正直有为的官员，也有热心公益事业的乡绅。如“元大德十年（1306）提控滕天骥因两岸石道倾圮，捐修北岸长一百二十丈，南岸倍之，高广各七尺。”“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守汛把总胡大倡捐及兵民乐助，重砌南岸马道五十余丈，俱用长石，又重建天妃宫于渡旁。”“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海关帮收税务官孝感赵献廷创建‘隲渡亭’在北岸”。“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耆民尤益元再修，总戎周公、邑令汪增谦捐俸以助其成。”这些官员将自己的薪俸都捐出来修渡，尤为可敬可佩。
历代修渡出资出力最多的是江南乡绅，如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江南乡绅陈淑澜等人在平安渡口建厢房六间，床榻具备，名曰“便民房”，让夜行的客旅有一个栖身之处。道光甲申（1824），夏口人吴冠昆倡捐重筑南岸马道。咸丰间楼下人郑观岳复舍船二只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叶昌伦、董正发等在南岸筹建“平安亭”和“岸登亭”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江南黄车堡人黄庆澄复募筑北岸马道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刘店人鲍铭书等禀准勒石定每渡船价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颜万成等募捐在南岸再修“观海亭”，邑令李建、乡绅吴履階重修，均砌以石。宣统元年乡绅张培庆再修，拆毁旧址移筑于西边数百步，由于泥沙淤涨，不便往来，改筑江口……
龙港瓯南大桥的通车，历经千年历史的平安渡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，如今仅留“江口路”和“码头路”两条与渡口相关的街道名字，仿佛诉说着昔日的辉煌。
